抗战时期珲春反“民生团”肃反扩大化斗争
民生团是1932年2月经过日本移民当局批准，由一伙朝鲜奸细、政客组成的专门用于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反革命组织。民生团鼓吹间岛韩人自治，破坏朝汉民族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和联合，还公开为日军对东满地区的“大讨伐”张目。
1932年2月15日，朝鲜政界人士曹秉相、朴锡胤在龙井成立民生团，还计划在延边各县设立分团，并派出骨干分子到各地进行组建活动，企图把势力扩大到基层民众中去。由于东满地区各级党组织有很高的革命警惕性，对民生团的活动进行密切监视，并予以迎头痛击，让这些民生团分子有的被驱逐、有的被抓住处死。民生团的计划最终破产，这个反动组织只存在5个月就“寿终正寝”了。
可是民生团所带来的祸患远没有结束。就在民生团公开宣布解散三个多月后的1932 年11月，中共东满特委在东满党团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部队内部开展了一场长达三年多的“反民生团”斗争。这场斗争的起因是中共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的“宋老头事件”。1932年8月，老头沟区委秘书宋老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周后逃回。审查期间，和龙县游击队抓获了四名日本宪兵，他们供认：“宋秘书是我们派的特务。”因此，县委把宋老头抓起来，大刑之下，宋老头承认组织了“民生团”，并供出20余名参加者。县委根据宋老头的口供继续拷问，又抓出一批“民生团分子。
这一事件，让东满党的组织错误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派遣大批民生团分子钻入东满党团组织、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中，篡夺了各级组织的领导权，从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既然那些民生团分子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查出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与此同时，日本的忠实走狗、特务头子进东汉成立的间岛协助会，利用东满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的反民生团斗争，有意识地做起以前民生团的工作，他们或潜入党内进行挑拨、或制造假象，使对方产生错觉，误信确有民生团分子混入党内。由于协助会大施反间计，制造民生团大量存在并钻入共产党内部的假象，致使东满党组织确信民生团分子已大量混入革命队伍内部，错误地认为党组织内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民生团分子。于是，从1932年11月至1936年3月，在东满地区革命队伍内部开展了长达三年多的“反民生团”肃反运动，大力抓捕民生团分子。
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尖锐性，在斗争中把党内宗派主义问题、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问题，都夸大为“民生团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行”，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并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逼供，抓住一人、株连一大片的错误做法。一时间，在党内、游击队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个人都在怀疑别人、每个人也都被别人怀疑”，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被说成是民生团分子的阴谋。
这次斗争使革命队伍内部人心涣散，人人恐慌，互相猜疑、互不信任，造成严重内耗、互相残杀的混乱局面，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时，逮捕了大批朝鲜族干部，有很大一批被杀害。中共珲春县委书记崔昌福、崔学哲，县委宣传部长金奎凤、组织部长高学俊，共青团珲春县委书记郑弼局、吴石泉等领导干部先后被打成“民生团”分子而被杀害。
1933年7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和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潘庆由到珲春组织召开县委党团扩大会议，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潘庆由在会上讲话，点名批判了已牺牲不久的县委书记徐光的所谓错误，还点名批判了县游击大队政委朴斗南闹“派争”，并以“派系斗争”为由，宣布开除朴斗南的党籍，撤消其游击大队政委职务，缴了他的手枪。
会后，潘庆由在金南奎家吃饭。有一个班的游击队战士执行任务回来，把枪架起来也准备吃晚饭。架起的枪中有一支缴获的三八式新枪，战士们好奇地摆弄着。这时朴斗南走上前来说：“我也看看。”他接过步枪后装上子弹，冲到金南奎家，推开门对潘庆由说：“你不是要杀我吗？那我就先杀了你。”他搂动扳机，一枪打死了潘庆由，随后走进屋拔下潘庆由腰间的手枪退了出来，威胁游击队员“谁敢动就打死谁”，他边说边退。游击队员们都知道朴斗南的枪法，谁也没敢动。朴斗南就这样跑掉了。事件的发生，激起了特委领导人的怀疑，认定珲春县“有的是民生团”，便指派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到珲春县，逮捕了60多名县区干部，开展反“民生团”斗争。后来，又逮捕100多名党员，并把他们分6批杀害。
在山林中徘徊一冬的朴斗南，1934年春下山到珲春日本宪兵队投降叛变，不久充任“珲春正义团”副团长。随后，朴斗南去伪满洲国新京，担任关东军第二课特务，继续进行罪恶活动。
东满特委开展的三年“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党、军队和根据地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和极其严重的后果。由于大批优秀领导干部被诬陷、杀害，使党和军队丧失了大批领导骨干，严重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使东满党、军队陷入了严重危机。另外，由于抓“民生团分子”主要是在朝鲜族干部中进行的，给汉、朝两个民族同胞和中、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了很深的“裂缝”，破坏了抗日队伍内部的民族团结。
总之，东满地区革命队伍内部开展的反“民生团”肃反扩大化斗争，反映了东满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还不够成熟，面对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和阴险毒辣的日本侵略者，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冷静地、恰当地处理内部敌特问题，缺乏客观分析事物的能力，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摘编自《红色记忆——珲春革命老区故事汇》）
1932年2月15日，朝鲜政界人士曹秉相、朴锡胤在龙井成立民生团，还计划在延边各县设立分团，并派出骨干分子到各地进行组建活动，企图把势力扩大到基层民众中去。由于东满地区各级党组织有很高的革命警惕性，对民生团的活动进行密切监视，并予以迎头痛击，让这些民生团分子有的被驱逐、有的被抓住处死。民生团的计划最终破产，这个反动组织只存在5个月就“寿终正寝”了。
可是民生团所带来的祸患远没有结束。就在民生团公开宣布解散三个多月后的1932 年11月，中共东满特委在东满党团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部队内部开展了一场长达三年多的“反民生团”斗争。这场斗争的起因是中共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的“宋老头事件”。1932年8月，老头沟区委秘书宋老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周后逃回。审查期间，和龙县游击队抓获了四名日本宪兵，他们供认：“宋秘书是我们派的特务。”因此，县委把宋老头抓起来，大刑之下，宋老头承认组织了“民生团”，并供出20余名参加者。县委根据宋老头的口供继续拷问，又抓出一批“民生团分子。
这一事件，让东满党的组织错误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派遣大批民生团分子钻入东满党团组织、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中，篡夺了各级组织的领导权，从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既然那些民生团分子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查出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与此同时，日本的忠实走狗、特务头子进东汉成立的间岛协助会，利用东满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的反民生团斗争，有意识地做起以前民生团的工作，他们或潜入党内进行挑拨、或制造假象，使对方产生错觉，误信确有民生团分子混入党内。由于协助会大施反间计，制造民生团大量存在并钻入共产党内部的假象，致使东满党组织确信民生团分子已大量混入革命队伍内部，错误地认为党组织内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民生团分子。于是，从1932年11月至1936年3月，在东满地区革命队伍内部开展了长达三年多的“反民生团”肃反运动，大力抓捕民生团分子。
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尖锐性，在斗争中把党内宗派主义问题、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问题，都夸大为“民生团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行”，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并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逼供，抓住一人、株连一大片的错误做法。一时间，在党内、游击队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个人都在怀疑别人、每个人也都被别人怀疑”，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被说成是民生团分子的阴谋。
这次斗争使革命队伍内部人心涣散，人人恐慌，互相猜疑、互不信任，造成严重内耗、互相残杀的混乱局面，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时，逮捕了大批朝鲜族干部，有很大一批被杀害。中共珲春县委书记崔昌福、崔学哲，县委宣传部长金奎凤、组织部长高学俊，共青团珲春县委书记郑弼局、吴石泉等领导干部先后被打成“民生团”分子而被杀害。
1933年7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和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潘庆由到珲春组织召开县委党团扩大会议，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潘庆由在会上讲话，点名批判了已牺牲不久的县委书记徐光的所谓错误，还点名批判了县游击大队政委朴斗南闹“派争”，并以“派系斗争”为由，宣布开除朴斗南的党籍，撤消其游击大队政委职务，缴了他的手枪。
会后，潘庆由在金南奎家吃饭。有一个班的游击队战士执行任务回来，把枪架起来也准备吃晚饭。架起的枪中有一支缴获的三八式新枪，战士们好奇地摆弄着。这时朴斗南走上前来说：“我也看看。”他接过步枪后装上子弹，冲到金南奎家，推开门对潘庆由说：“你不是要杀我吗？那我就先杀了你。”他搂动扳机，一枪打死了潘庆由，随后走进屋拔下潘庆由腰间的手枪退了出来，威胁游击队员“谁敢动就打死谁”，他边说边退。游击队员们都知道朴斗南的枪法，谁也没敢动。朴斗南就这样跑掉了。事件的发生，激起了特委领导人的怀疑，认定珲春县“有的是民生团”，便指派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到珲春县，逮捕了60多名县区干部，开展反“民生团”斗争。后来，又逮捕100多名党员，并把他们分6批杀害。
在山林中徘徊一冬的朴斗南，1934年春下山到珲春日本宪兵队投降叛变，不久充任“珲春正义团”副团长。随后，朴斗南去伪满洲国新京，担任关东军第二课特务，继续进行罪恶活动。
东满特委开展的三年“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党、军队和根据地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和极其严重的后果。由于大批优秀领导干部被诬陷、杀害，使党和军队丧失了大批领导骨干，严重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使东满党、军队陷入了严重危机。另外，由于抓“民生团分子”主要是在朝鲜族干部中进行的，给汉、朝两个民族同胞和中、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了很深的“裂缝”，破坏了抗日队伍内部的民族团结。
总之，东满地区革命队伍内部开展的反“民生团”肃反扩大化斗争，反映了东满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还不够成熟，面对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和阴险毒辣的日本侵略者，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冷静地、恰当地处理内部敌特问题，缺乏客观分析事物的能力，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摘编自《红色记忆——珲春革命老区故事汇》）